拉康学派奠基性文件 | 建立的行动

这项工作的目标与在此一夺回失地的运动中所要施行的训练是不可分割的。这即是说，那些由我亲自训练出来的人皆完全有理由在这里被授予资格，而所有那些能够促使让这一训练的合理根据（bien-fondé）经受检验的人也都会在这里受到邀请。

那些来到这个学派中的人们都将着手去执行一项服从于内部和外部督导的工作任务。作为交换，我们还会向他们保证，学派将动用一切手段，以便使他们所做的一切有价值的事情都会在恰当的位置上得到其所应得的反响。

为了这项工作的实行，我们将采纳在一个小组中来维持某种制作的原则。每个小组（我们有一个名称来命名这些小组）都将由至少三个人，最多五个人所组成，四个人是其正确的数字。加一（PLUS UNE）负责选择、讨论与需保留给每个人的工作的成果。

在一段时间的运作之后，小组里的成员们都要看到彼此被提议调换进另一个小组。

领导的职位将不会构成那种其提供的服务可能会变成进入上层等级的资本的领袖的权威，而且也不会有人因返回基层工作的行列而将自己看作是遭到降级的。

因为所有个人的行为都会将其责任人重新置于批判与督导的条件之下，出于这个原因，学派里所有要从事的工作也都将服从于这些条件。

这决不意味着一种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而是其运作——很容易制定其运作的程序——将以经验来巩固的一种循环组织。

我们将设立三个部门，我将连同两位支持我的合作者来保证每个部门的运转。

正是在这一问题的范围内并作为一种特殊的情况，进入督导的问题必须被定位于其中。这是为了按照不同于所有人的印象和每个人的偏见的那些标准来界定此种情况所作的准备。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在目前是其唯一的法则，倘若有人经常违反在对其形式的遵守中所隐含的规则的话。

打从一开始且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合格的督导都会在这一框架下被保证给在我们的学派里受训的执业者。

我自己借以在训练性实践中打破了种种公认标准的那些特征，以及当我的分析者们以学生的名义来参加我的分析课程的情况下人们针对我的课程而归咎于我的教学的那些效果，都将被呈现出来以供由此建立的研究。如有必要的话，从我在这样一个学派中的位置上扣留下来的那些唯一的僵局也会被人们纳入其指责之中，亦即我的教学力求达到的入门（induction）本身可能会在其工作中产生的种种僵局。

这些研究的重点皆在于对既定的常规进行质疑，由该部门的理事会对它们进行汇编，以保证通过最恰当的方法来维持这些研究的煽动性效果。

这里又是三个下属部门：

最后，该部门还要求我们去教授我们的经验，一如它要求我们去传递在某些学科中建立起来的结构主义的东西何以能够阐明我在我们的科学中已表明其功能的东西——以及在相反的方向上，上述的这些学科如何能够从我们主体化的东西中得到补充性的灵感。

最后的最后，一种对于理论的实践也是必需的，倘若没有此种实践，那么由我们所谓的各种推测科学来划定的那些亲缘性的秩序（ordre d’affinités），便会始终受制于以一种普遍状况（conditionnement universel）的幻象来抬高自己的这一政治性漂移的摆布。

因此还是三个下属部门：

大家加入学派的方式是通过参加一个工作小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小组的构成。

起初的准入将由我亲自来决定，我不会考虑任何人在过去曾针对我本人采取的那些立场，我可以肯定的说，对于那些离我而去的人，怨恨他们的人并不是我，倒是他们却因为无法回到我的身边而总是愈发地怨恨我。

我对其他人的答复也只会涉及到我可以按照小组的价值和该小组首先打算担任的位置来推定或确认的事情。

学派的组织须遵照我已指出的轮转性原则（principe de roulement），该组织会由将在一年内举行的第一届全体议会上得到认可的一个委员会在内部进行规定。这个委员会需按照第二年期满时所经历的路程来制定学派的章程，届时再由第二届议会来对其进行核准。

为了使组织运作起来，会员的加入无需覆盖这一完整的计划。我不需要一份人数众多的名单，而是需要一些坚定的工作者，正如我从此刻起认识的那些人一样。

使用同行们的认可将会变得无效，因为这样便允许了我们最近引入的那种所谓的“名单”，也是因为别的学会都能够将这种名单用于某些目的，这些目的以最清晰的方式误认了要着手进行的分析以及在进行中的分析的那些条件本身。

这些条件的本质皆在于说，分析者是有自由去选择其分析家的。

一开始将由一个简单的接待委员会（comité d’accueil）来对此进行负责，这个委员会叫作“卡多”（Cardo），亦即拉丁文中所谓的“铰链”或“合页”，该词指出了这一委员会的精神。

让我们再回想起，训练性精神分析的要求仅仅针对的是学派的第一个部门，即便它也是所有其他部门所希望的。

这里需要提出的唯一确定的原则，更何况这项原则还遭到了忽视，便在于精神分析是由主体的意志而被确立作训练性的，而且就分析会触及到他所隐藏的欲望而言，主体还应被告知分析会对这一意志提出质疑。

但加入学派也给他们强加了一项条件，即让人知道他们是在何时何地投身学派事业的。

因为无论主体在任何时刻上进入分析，学派都需要以分析在其后果上不可推卸的责任来对这一事实进行权衡。

精神分析确实会对投身其中的主体的任何实践产生影响。当进行此类实践的时候，尽管这很少具有精神分析性的效果，主体便会发觉自己在必须认出这些效果的地方造成了它们。

我们又如何看不到从这些效果被产生出来的那一时刻开始，督导便成为了必要，而且首先是为了保护在病人的位置上受其影响的那些人免于这些效果？

这里涉及到的某种事情便在于一种由现实强加给主体在其执业时冒险去承担的责任。

假装无视这一事实即是人们在训练性分析的实践中所保持的那种难以置信的作用：主体被认为是不能执业的，亦或被看作是故意违反了谨慎乃至真诚的规则。如果遵守了这一规则，主体便会最终在他的功能上陷入失败，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这一点并未超出在其它地方发生的那些事情的界限。

学派不会回避这一灾难性的事态，因为它的工作就是为了担保而进行的。

这就是为什么学派会以面对现实的方式来确保那些督导会适合于每个人的情况，分析家的同意是构成这一现实的一部分。

反过来，一种不胜任的解决办法也可能会促使学派中断协议。

B)  那些想要让自己因无论什么计划而为人所知的人，都将在一位“卡多”成员那里找到有用的路径：第一批人需要应我的要求来接受“卡多”的职务，他们的名字将在7月20日之前公布出来。至于那些向我进行申请的人，都将由我亲自引荐给他们中的一位。

让我们不要忘记，人们能够在其存在形式上对各种学会进行的最糟糕的反对，便是它们在那些最优秀的成员身上引起了甚至表现在质量（才能）上的工作的枯竭。

学派的成就将由在其位置上可收到的工作的产出（成果）来衡量。

精神分析的教学只能经由一种对于工作的转移（transfert de travail）的途径而从一个主体被传递至另一主体。

如果不是诉诸于这种对工作的转移，那么我们的“研讨班”，包括我们在巴黎高师的那些课程，便会显得毫无价值可言。

任何的学术机构，尤其是我们的学术机构，无论它可能多么有利于对工作的指导，都不能对终将变成其剩余物的那些结论进行预断。

如果说实际上对于这一教学而言，那些尚未形成其规模的听众的存在，是在强加给学派的同样的转折点上显示出来的话，那么标记出把他们分离开来的东西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巴黎弗洛伊德学派（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在建立的行动中被保留下来的这一称号，对于那些拘泥文字的人来说，便清楚地宣告了我们从其出发的种种意图。

让我们跳过这个地方，因为正是从那里我们并非毫无理由地以象征血统的徽章而再度接受了弗洛伊德早已迎接但却在此遭人夺走的那一挑战：我们的学派首先肯定是弗洛伊德学派，这是因为——如果说这一真相或许是由某种坚持要重申它的在场来支撑但却因此以法国式的样貌而让人意识到的话——事实上弗洛伊德的信息（或启示）在其激进性中远远超出了在英语世界中信奉他的实践者们对其进行的运用。

纵使我们在法国如同在别处一样把一只手借给了这一由联系于社会卫生学的需要的一股心理治疗的洪流所冲刷的实践——事实上，相对于他把自己提供出去以便使自己沉浸于这一开放地点的那些场合，没有任何实践者不会显示出自己的不适或厌恶，乃至嘲讽或恐惧，在这里被告发的实践在那里采取了帝国主义的形式：目标的因循守旧，学说的蒙昧不纯，以及朝向一种简单纯粹的心理主义而完成的退行——这一切也都会因为那些神职人员的宣扬而得到糟糕的补偿，这种情况很容易用漫画来进行讽刺，只不过在其忏悔中他们又是极少数见证了精神分析正是因其训练而没有在它所传播的瘟疫中遭到毁灭的人。

这种不一致，让我们用一个明显的事实来展开对其的想象，它的出现便是为了去质询是否真的在我们的时代精神分析无所不在而精神分析家们却总在别处。

因为人们不可能白白地惊讶于只有弗洛伊德的名字会因其所传导的真理的希望而变成与马克思的名字相对质的象征——对于后者的质疑从未消失——尽管他们之间的鸿沟明显是无法弥合的，而且在弗洛伊德开辟了一半的道路上，人们也可以瞥见马克思主义为何没能说明那种在政治上总是愈发过分且愈发疯狂的权力的原因，哪怕是一种复兴的效果并未去玩弄此种权力的矛盾。

精神分析家们如果不能判断他们浸泡于其中的那些恶的东西，他们便会感到自己在此陷入了失败——这足以说明他们为何会以一场思想的休眠来对此进行回应。这种自暴自弃给一种虚假的自鸣得意开辟了道路，并且为既得利益者带去了那些真正的自鸣得意的效果；就此而言，他们便用各种术语玷污了那块他们将其当作事业来守护的印章，虽然这块印章本身决不会落入经济统治的管辖，但却方便了此种经济所雇佣的那些人将其身份甚至安置于最高的等级：心理学的导向及其各式各样的职位。

因此精神分析便太过于受人期待而精神分析家们则太过于站不住脚以致于我们只能从他们与之保持距离的那个地方来解除此种悬置：亦即，在精神分析家的训练之中。

这完全不是因为学派没有掌握能保证其不打破任何连续性的东西：亦即从我们所处的某种视角来看是无可指摘的那些精神分析家们，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正如对于曾接受过拉康训练的少数其他主体来说，这都足以让他们为了得到某个“国际”的承认而放弃他的教学，而众所周知的是他们必须仅仅按照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鉴别而放弃此种承认。

正是学派对于这些不容置疑的授权原则又重新提出了质疑，并且也得到了那些显然接收到此种质疑的人的认可。

这就是为何它再度被证明是弗洛伊德的学派，“学派”这一术语现在要由我们来检验。

这个术语要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亦即：它在古代的意思是某些避难场所（lieux de refuge），甚至是反对那种已然可以被称作是文明中的不满的作战基地（bases d’opération）。

通过把我们局限于对精神分析的不满，学派想要的便不单只是把它的战场交给一种批判性的工作：开启这一经验的基础，以及质疑它所通向的生活风格。

那些投身加入这里的人所感到的孤独足以让他们阐明这一明显的事态，亦即：除了精神分析家的产生，精神分析在当下没有任何更加确定要将其作为功绩来突显的事情——尽管这一负债必须作为让人欲望的东西而出现。

这并不是说让大家在此沉湎于某种自责。这里的人们都能意识到，精神分析的效果即便在其作为可疑的真理的状态下也是一个更加值得的象征，相比于这么多治疗方法在医学尚未在其标准上理出头绪（那些恢复社会功能的标准与那些治愈的标准是同构的吗？）甚至在其病情学上停滞不前的这一领域中所信赖的那些风尚的波动和盲目的许诺：让我们说精神病学已然变成了一个对于所有人而言的问题。

甚至更加奇怪的是我们要看到精神分析如何在这里扮演了避雷针的角色。倘若没有精神分析，人们在那些把反对精神分析当作自己功勋的地方又会怎样来认真地对待自己呢？因此便产生了精神分析家随便人家如何让他晓得自己的不足都能怡然自得的此种“现状”（statu quo）。

然而，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是以在其领域中能够抵达一种治愈的概念而扬名的，亦即：把症状的意义返还给它们，给它们所掩盖的欲望赋予某种位置，以一种典型的方式来修改对于某种特殊关系的理解，而且它还必须能够以各种疾病形式所要求的结构性区分来将其加以阐明，并且能够在这一要求的存在（l’être qui demande）与将自己认同于这一要求的存在（qui s’identifie à cette demande）以及这一认同本身之间的种种关系中辨认出这些结构性的区分。

另外它还需要让给它们赋予活力的欲望和转移能够去扰动那些体验到它们的人乃至把他们变得无法去忍受那些有关人类构造和上帝构造的永远流传下来的概念，在这些概念里知性（entendement）和意志（volonté）经由第一模态的所谓被动性和其归于第二模态的任意主动性而被区分了开来。

由弗洛伊德强加给欲望的那些联系便是在呼吁去修改这样的思想，不过此种修改似乎也超出了精神分析家的本领。或许他的这身本事也会因为使其感动于他所救助的那些人的脆弱的种种关怀而黯然失色吧。

然而恰恰也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去规避欲望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涉及到精神分析家自身的时候。

而且也没有任何东西比在这一点上流传的事情更加具有纯粹胡说八道的典范：分析家干预的安全性正是以此为条件的。

如果要在这些托辞中来追究由那些虚假的证书所遮蔽的误认，这便要求在一种个人的经验与召唤它得到承认的那些经验之间建立一种最有效的相遇，并将其当作一种共同的善。

那些学科权威本身在这里都是其破产协议的抵押品，这便导致了我们不再能够从外部去期待那种可能在所有其他地方被提上日程的关于督导的迫切性要求。

这是仅仅属于那些在行动上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的事务，无论精神分析家与否。

学派正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使自己的兴趣经受考验而向他们来开放的，同时学派也不会禁止他们去制作学派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