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将通过布兰奇女士对书写的使用来试图把握这一案例的临床要点,这种书写与她的生活紧密相关,以至于它们是难以区分开来的。文学和绘画创作对布兰奇女士起到了什么作用?这种文学和绘画创作是通过何种机制使布兰奇女士能够在四十年间预防并稳定了她的躁郁症?布兰奇女士的写作和艺术是否构成了一种不断更新的治疗尝试,以应对脱缰的享乐所带来的过度和混乱?毫无疑问,布兰奇女士的写作属于补偿、增补和有时是圣状的范畴,掩盖了父之名的除权。
因此,我将尝试勾勒出布兰奇女士从写作第一本书到她的治疗末期所经历的精神和艺术路线。
1. 文学、艺术和通灵的历程
布兰奇太太是一位78岁的作家和艺术家,她在1980年代尤其出名。布兰奇太太被授予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她在过去四十年已经出版了30多本书,其中多本已被改编成戏剧和广播剧。尽管她的绘画和图像作品不为大众所知,但仍然举办了多次个人和集体展览。
布兰奇女士在35岁时突然开始涉足文学。作为地理学博士和教授,布兰奇女士曾担任教师工作。当一位著名的占卜师告诉她:“现在,您将成为一名作家。您将书写14本书并嫁给一位电影艺术家。”她的精神分析家鼓励她去倾听自己真正的愿望,所以她毫不抵抗地听从了占卜师的指令。尽管此前她没有任何文学抱负,但她立即放弃了她在国家教育部的事业,甚至都没有回办公室取回她的个人物品,就直接回家去写她的第一本书了。
在写作她的第一本书的同时,布兰奇女士也成为了一位占卜师。事实上,由于发现布兰奇女士拥有罕见的灵媒天赋,那位占卜师向她传授了塔罗牌的使用,并会在自己休假时将占卜咨询转介给布兰奇女士。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布兰奇女士在写作的同时继续这种占卜的实践。她毫不怀疑自己拥有卓越的占卜天赋:“要写作,就必须拥有这种天赋。”在会谈期间,布兰奇夫人甚至会通过预言我的未来,而向我展示她的通灵技艺。
正是在她第一本书的写作结束时,在一种幻觉启示现象的助力之下,布兰奇夫人突然开始了绘画活动。
布兰奇夫人应占卜师同事的邀请参加了奥古斯丁·勒萨热的展览,她完全为这位艺术家的惊人历程所折服。事实上,奥古斯丁·勒萨热的传奇命运似乎在每一点上都反映了布兰奇夫人的命运。就像布兰奇夫人在没有任何文学训练的情况下,从35岁开始写作,这位谦逊的矿工在没有任何艺术训练的情况下,在35 岁时听到来自矿井深处的一个声音对他说:“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画家!”之后他便开始画画。因此,正是通过对奥古斯丁·勒萨热的这种镜像认同,同样在没有任何绘画知识的情况下,布兰奇夫人开始了她的素描和水粉画的实践,每当写作遇到困难时,绘画就替代了她的写作。事实上,看完展览后,布兰奇夫人就即刻回到家中,开始创作她的第一幅画。她为首幅作品起的标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水到渠成》,取自维克多·雨果的诗句。
她不仅仅绘画,还会创作独特的写作作品。这些奇特的手稿是有一次她对写作感到茫然时创作的,布兰奇夫人称它们为“书写纸条”。这是些带状纸条,布兰奇夫人在纸条上用微小的字体展开一长串不间断的词语,这些词都挤在一起,之间没有空格,没有行距,也没有标点。而布兰奇夫人的书写纸条,这样一堆凝集的、难以辨认的文字,跻身到了艺术品的行列。
正是在书写纸条第一次进行展览期间,布兰奇夫人遇到了时任的共和国总统,总统前来欣赏,他的顾问向他提起的这些奇怪作品。在他们谈话的结尾,布兰奇夫人突然大胆地邀请这位杰出的男人摆个姿势,就像模特在画家面前那样,而她则默默地通过写作使总统的肖像被铭记了下来。总统同意了这一最初的要求,一共七次的“总统姿势会谈”为期两年半,最终出版了一本新书。这项来自总统的殊荣将为布兰奇女士打开未来几年的所有大门,不仅为她确保了持久的声誉,还极大地确保了她自恋的修复。
2. 家庭和婚姻历程
共和国总统所化身的这种威严但亲切的父亲形象与布兰奇夫人作品中所呈现的沉默且僵化的父亲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布兰奇夫人的父亲是抵抗运动中的伟大英雄,因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勇无畏和加入了自由法国这一抵抗组织而获得了十几枚奖章,布兰奇夫人常常将其父亲描述为一个疏远、内敛和沉默寡言的人。父亲去打仗时,母亲正怀着她,父亲总是能激发布兰奇夫人的某种恐惧。在她的书中,将她与这位疏远的父亲分开的鸿沟经常被标记为放在父亲前面的不定冠词,与之相对的是放在母亲前面的主有形容词:“我来自我(ma)母亲的国家,来自她的(son)身体、她的(son)声音的国家……我来自一个(un)父亲去参战的国家。”
另一方面,布兰奇女士回忆起她在母亲怀孕九个月,而父亲还在前线时,她与母亲一起经历的一种全然的相互渗透:“一年来,我独自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我们两个人,一年的时间。您能想象爱应该是什么样的吗?”。“有阿姨,也许还有我的祖母,等等,但父亲不在,而她,她一定很喜欢我。”与母亲的这种亲密而炙热的纽带通过在每一本书中令人难以忘怀的主旋律回归而被回忆起来:她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听、弹着钢琴哼唱和的情歌,在他们的一生之中,这成为了原初融合的象征。
如果父亲从战争中归来,多少打破了这种共生关系,他也无法履行对于母女而言的第三方分离者的角色。正如布兰奇夫人所写:“在母亲肚子里的时间,可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关于她的童年,布兰奇夫人提供的信息很少。
她很惊讶:“当人们告诉我要谈论我的童年时,我感到无话可说。”即使她想知道“笼罩着她的童年的这层黑纱从何而来”她仍然会碰到一个绝对的禁忌:“很难回想童年或幼儿期,我面临着一个禁止”。她只在一次咨询中提到,她的父母经常争吵,她从父母那里,特别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痛苦的业力”。布兰奇与她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的关系里似乎同样充满冲突。
和她的童年以及青春期一样,布兰奇夫人从未提及她成为作家之前的成年生活,除了简短提及她加入并积极参与了女性解放运动 (MLF) ,并曾经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人物。她还透露,尽管她曾两次怀孕,但她两次都流产了,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她说,她认识丈夫时确实“太晚了”,那时她 35 岁,而他们“都忙于创造”。她说,她长达 20 年的精神分析治疗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正是这一治疗让她与丈夫建立了“稳定且持久的关系”,在她开始她第一本书的写作不久之后,她就认识了她的丈夫。如果他果真像占卜师所预言的那样是一位电影艺术家,那么让布兰奇夫人着迷不已的则是,她的丈夫姓名的首字母缩写和“母亲姓名首字母缩写是一样的”:“我嫁给了一个带着我母亲姓名首字母缩写的男人。我嫁给了我妈妈。”
3、病史
在布兰奇夫人 54 岁那年,她深受爱戴的母亲的去世让她陷入了悲痛的深渊之中:“自从她不在之后,我的心混乱了,常常说错话(直译:舌头也分叉了)”。“没有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外表看起来就像被撕碎了一样。我被撕碎了”。母亲去世一年后,严重的脑溢血使布兰奇夫人陷入了昏迷。在从昏迷中醒来时,她的躁郁型精神病发作了,表现为多次急性躁狂发作和伴有自杀念头的多次忧郁发作。她多次需要住院治疗,在此期间,她说了很多妄想的话语,主题围绕着内部脏器的腐烂,不停地抱怨她“堵塞”、“死掉”的肠子,“好像肚子中间有一个洞”。尽管情绪稳定的时期穿插着轻度躁狂的阶段,但忧郁的一面或多或少都始终存在,并伴随着强烈的焦虑,尤其是在没有创作的时刻。
她67岁时,父亲去世了,这反而使布兰奇夫人陷入了狂躁的发作,在此期间,她挥霍了父亲的遗产,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置办了一处俯瞰大海/母亲(mer(e))的豪华房产。
在巴黎一家医院进行了十多年的精神科随访之后,在十年前的一次躁狂发作期间,布兰奇夫人与她的精神科医生发生了争执,在她的出版商的推荐下,她来到了精神分析住院部见到了我。
年复一年,她会呈现忧郁阶段、一些轻度躁狂的时刻和反复发作的偏头痛。她还出现了逐渐恶化的行走障碍,这似乎与多种因素有关。如果说它们是中风后遗症以及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造成的,那么它们似乎也会随着心情而波动。有时,布兰奇夫人可以在丈夫的手臂或拐杖的帮助下轻松地四处走动,而在其他时候,她需要助行器或轮椅。虽然与她的情绪变化相关,但这些行走障碍最近在股骨颈骨折后恶化了。随着布兰奇女士的自理能力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护士现在会去到她家中帮她洗漱、穿衣和照料身体。回到童年的依赖状态并非没有给布兰奇夫人带来次级收益,正如她将用这些词语所承认的那样:“淋浴,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快乐时光。她给我洗澡,这一切我都很喜欢”。
布兰奇太太只能躺在床上或扶手椅上,完全依靠丈夫的帮助,而她丈夫也年事已高了。布兰奇夫人的丈夫在照料妻子时非常尽心尽力,以母性的关怀照料保障他们的日常生活,负责准备日常饮食,陪伴妻子外出及她的药物治疗,并且在护士不在时给妻子洗澡。布兰奇太太最爱的就是“重新变小”,让丈夫给自己穿脱衣服,经常把丈夫和母亲混为一谈,“和他在一起就像在母亲的子宫里一样”。在她的一本书中,她甚至写到:“他是我的母亲”,有时会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妈妈”,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融合”。
然而,最近,布兰奇太太日益严重的行动不能和全然的依赖对她的丈夫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布兰奇太太经常要求很高,甚至很难,拒绝丈夫为她烹制的简单菜肴,要求很难买到的蔬菜或更讲究的菜肴。虽然她说她完全能意识到她的行动不能对她的丈夫而言是一种日常的奴役,但布兰奇夫人并没有停止她的要求。正如她的丈夫所解释的那样,当布兰奇夫人能够开始写作或绘画时,她就会完全沉浸在工作中“那时,你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当她未能重获创作的激情时,布兰奇夫人会感到非常焦虑,以至于她每时每刻都要求丈夫的注意,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十分钟后,我会打电话给他。我不给他留自己的时间。我在用钝刀子杀他。”
因此,当他像往常一样在会谈的第二部分加入,以便告诉我们妻子的情绪波动以调整她的药物治疗时,布兰奇夫人的丈夫经常任凭妻子咄咄逼人地抨击他,而他则会以着温柔或钦佩的话语。
虽然他自己也是作家和电影艺术家,但布兰奇夫人的丈夫确实对他的妻子倾注了毫无保留的钦佩之情。她的文学和艺术影响力似乎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自恋,因为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强调他妻子所享有的尊重和声誉。正如布兰奇夫人有一天告诉我的那样,与其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一个伟大的钦佩故事”。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布兰奇夫人的丈夫在精疲力尽、暴躁和内疚之间挣扎,他常常自问对妻子的家庭护理还要继续到什么程度,并越来越多地抱怨这种依赖的沉重负担,然而他却不想因为其他事情摆脱这种依赖,正如他自己向我承认的那样:“从一开始,我就一直知道我需要她胜过她需要我。简而言之就是这样。我自己,一开始有点像她。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方式过我们的生活,那也是我们有点边缘,是吧”
她的声誉和文学创造力随着疾病而减弱,我作为她的治疗师,会无条件地欣赏她的作品,我是她未来作品初稿的存放处,履行着足够好的、接纳的环境的作用。我非但没有拒绝被当作这个等待成型的心灵部分的存放地,反而鼓励她定期向我介绍这些原材料,让她敢于写出来到她脑海中的东西,并陪伴她一步一步地写作她最后的四本书。
事实上,正是在她的写作未成型的接纳区域,我建立了一种写作形式,这种写作形式在布兰奇夫人身上逐渐呈现。正如她心怀感激地承认的那样,说我是“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热爱她工作的人”,引导她“一步一步地走向在她那里被抑制的东西”,同时“让她的话语自由流动而不去熄灭它,不强迫她走另一条路”。
她还说我“是让她前进和生活下去的动力”。只有在这种有利环境所提供的令人放心的安全感中,未完成的作品才能被体验为一种沃土。
为了说明如何促进她重返写作工作,我将向你们描述这个临床片段:
当布兰奇夫人提出她大概应该从家族传统的犹太教中寻找下一本书的灵感,我立即支持她的这一草创想法,并提议借给她一位女性拉比,德尔菲娜·霍维尔 (Delphine Horvilleur) 的作品《女性,羞耻和犹太教》,目的是帮助她重返工作和写作。虽然借给她这本书让她投入思考而平静了一段时间,但布兰奇夫人并没有找到她所希望的创造力的涌现。下次会谈时她把这本书还给我,坚持要我再借给她一本书。因此,同一作者的第二本书成为了“通信的客体”。作为我在她身边的代表,通信的客体将使得患者在等待下一次会谈时维持精神运转,既让她保持了和我的联系又在两次会谈之间维系着内部的对话。就这样,在40年的职业生涯之后,尽管身体和神经的障碍日益严重,她即将出版一本最新的著作。
对于布兰奇夫人来说,写作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一点她表达地很清楚,她投入其中的正是写作的行动,“无需寻找这个行动之外的其他东西,它们都是一样的”,“这个行动不能中断”,“它不会结束,也不应结束”。
关于这个个案的一些说明:
虽然大多数作品的原动力都是理解人类存在或把握世界的真相,但一些写作实践的唯一必要性似乎就是塑造作者本身的混乱、分散或未定形。是一种补救精神病进程中的精神、甚至是身体破碎的方法。这个病人就是这种情况,她一直只以自传小说的方式写作,基本上只是通过她的人物来谈论她自己。
她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样,引用安托南·阿尔托的话,试图“用灵魂音乐的骨头重塑身体”。病态地深入到一个“平庸的上班族”的内心世界,第一部“小说”呈现了每当夜幕降临时不可避免的精神瓦解就会占据这个女人,在她的眼帘前呈现了各种妄想和幻觉,其中出现了各种噩梦般的幻象。或者,正如布兰奇夫人更神秘地总结的那样,这个故事是一天晚上,这个女人被锁在她的公寓里“她在双眼前体验了她想象中的东西,最终瘫在了那里”。很神奇的是这段描述最终成为了她的经历,因为她自己逐渐瘫痪,动弹不得。
因此,拉康指出,正是在精神病可能发展的关头,作者获得了其作品的深层来源。
因此,拉康治疗精神病的方法的关键在于主体发明一种或多种增补的能力,这些增补可能通过在特定的地方限制并定位不受父之名这一能指锚定的享乐,来应对实在的返回。因此,文学创作具有限制享乐的功能,通过将享乐安置于纸面,通过文字或咿呀言语的使用来标记享乐,并通过作品的出版来排空享乐(Maleval,2000)。通过卸载身体的过度享乐,并通过发掘出一种只属于主体的,新的具有认同作用的能指——他可以认同于这一能指,也可以通过这一能指而被大他者认同。文学创作所带来的增补不仅将主体引入了符号秩序,而且也将他置于社会现实的领域当中。
就其本身而言,图像创作这一增补“不使用符号,而是对不被语言所网罗的享乐实在进行实在的操作”(Soler,2002)。绘画作品不使用词语的精妙,而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客体,在这个客体中享乐受到了极大的转变以至于它不仅会被接受,而且会得到他者的赞誉。
因此,布兰奇夫人的艺术可以被认为是她发明的一种独特的增补模式,以防止精神病发作,并在躁郁精神病发作后稳定其病情。除了创作所带来的增补之外,还应该加上间或或持续的理想大他者的想象性增补,体现为精神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家的形象,以弥补她自身增补的短期失效。
最后,我将再次引述这句话作为结语:“我们很清楚,有时覆盖言语的面纱可能被撕裂,以便发展出另一种知识,一种非知识,一种绝对的知识”。
这是一句讲给精神分析家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