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Jacques Gorog / 文 付慧敏 / 译 王润晨曦 / 校对
从过失、内疚的角度来探讨抑郁问题，可以直接追溯到拉康在«电视»中所阐述的内容。虽然在我们的思维中，抑郁与过失之间存在着一种确立的联系，这要归功于对那个众所周知的«电视»的引用，它将悲伤与过失交织在一起[1]。但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联系，它的根基，它在临床上的关联性，以及考虑它在治疗中功效。拉康从其经验一开始，就创造了一种将临床与过失联系起来的方法：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到“自我惩罚偏执狂”，以一种回归的方式靠近过失的世界，是以对主体施以惩罚的方式。这里没有对负罪感的体验，过失在其中被赤裸地呈现。对于“过失的病态世界”，这被认为是人类行为的原因，可延伸至谋杀、自杀。对于哀悼的问题，我们也要小心处理。在当代世界，“进行哀悼”这个表达虽然起源于精神分析，却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词组，并带来了许多误解。拉康的“客体a”在继弗洛伊德“丢失的客体”之后，以进行哀悼的模式，占据了一切我们需要从中脱离、分离的东西的位置。
弗洛伊德超我的概念尝试回答主体在面对遗忘时的阻抗，严格来说，是“俄狄浦斯情节”哀悼的残余。俄狄浦斯情结在其自身的定义中，与过失的关系通过这样的问题得以体现，即 “我们对什么负罪？”
既然众所周知的说法是，只有转移的过失，那么问题是：第一个过失从何而来？通过审视决定过失的因素，或许可以进一步明确负罪感是如何可以导致抑郁。
这正是拉康在他的讨论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在对过失进行系统性考察的计划中所提出的观点，从一开始，他就引用了弗洛伊德那里两条道路和两个时刻下的道德维度：死去的父亲和死冲动：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中，是父亲的被谋杀的这个过失吗，这个被弗洛伊德置于文化发展起源的伟大神话？
[1] 然而，这并不是一种灵魂的状态，而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过失，正如但丁，甚至斯宾诺莎所表达的：一种罪过，也就是说一种道德上的怯懦，最终只存在于思想中，也就是好好说话的责任，或者说是在无意识中、在结构中辨认出自身的责任。只要这种怯懦被无意识拒斥而演变成精神病，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被排斥之物，也就是语言在实在中的返回；这正是躁狂的兴奋，它会使这种回归变得致命。与悲伤相反，存在愉快的知识，它是一种美德。美德无法赦免任何人的罪过，比如众所周知的原罪。J. Lacan, « Télévision », Autre écrits, Paris, Le Seuil, 2001, p.526.
“难道不是更为隐晦，更为原始的过失，在他作品的末尾，他终于将其呈现——死冲动，才是人类深植于心的可怕的辩证法吗？[2]” 这个主题将会影响拉康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过失可以以多种方式回归，可以是一个对“历史性”事件的惩罚，比如我们可以称之为神话的事件，父亲的谋杀。也可以是某种结构性的东西，比如死冲动。对于一个结构的东西，我们怎么能说它是有过失的呢？弗洛伊德的负罪感，它的动力是来自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呢？或者说，在一开始和第二拓比学之后它还一样吗？
拉康的推理首先采用了迂回的路径，它与第一类相连接，因为罪恶感是建立在欲望上的：“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构建中，道德维度的产生没有根植于别处，而是源于欲望自身。正是从欲望能量中脱离出在其制作的最后阶段表现为审查的机制。[3]”
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中，欲望（Wunsch）是建立在父权禁令之上的——“害怕他（不）会死”，鼠人的死亡愿望的迹象，仍然是其范例。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欲望先于法则存在，所以并不是禁止创造了欲望，这与我们原本可能期待的情况，和它通常的表现方式相左。在拉康的理论中，欲望存在多种状态，以至于只有通过解释才能将其解码，而不是先于解释存在，这一点正如在那个讨论班中的公式“欲望与其解释：欲望即是其解释”中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可以看到，欲望的时间性是复杂的，但在处理过失问题时具有核心地位。
在拉康的评论中，他顺带提及了一个关于义务的问题：它是否具有道德性？我们是否需要区分过失和顺从？我们可以感觉到，过失不仅在于没有严格遵守某项命令，还涉及其它的方面，我们可能服从了，但在其它要求下却是有过失[4]，而正是在这点上可能会出现抑郁。
要明确观点，只需验证人们对自己所声称遵守的宗教仪式常常表现出来的明显不一致的现象。这也是导致弗洛伊德将宗教与个体强迫症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其中涉及到对仪式的过失。这并不容易弄清楚，因为这是主体对其自身施加了如此义务，并担心无法完成。这取决于他个人的“心理现实”，而不是宗教对信徒的要求。
当然，我们觉察到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抑郁”形式，从其根源上看，临床结构证明了至少有两种机制，两种过失模式。第一种是精神病性的，其中，主要情况当然是忧郁症：
[2]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VII, L’ét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 – 1960), Le Seuil, 1986, p.11.[3] Ibid.[4] Cf. 服从命令的施刑者。
“被禁止的事物将主体排斥到一种找不到任何适当的符号来表达自己的境地。这就是其痛苦性质所在，因为当自我处于被自我理想所排斥的位置时，忧郁就会形成。因此，当自我理想使得主体在其真实生活中处于无法找到任何意义的排除的位置时，就会形成这样的抑郁状态。[5]”缺乏意义，拒绝一切意义，可以作为结构性过失而导致抑郁。无疑正是在此意义上，拉康试图区分在前文中提到的弗洛伊德思想中的两个时刻之间的差异：原初部落的父亲和死本能。在此补充说明，在忧郁的情况下，由于精神病，父亲被明确地排除在外。抑郁的另一面常常与强迫性神经症相关联。事实上，对于这里所提出的与行为的缺失、与“对欲望的让步”有关的抑郁的论断存在着一个性别上的异议，因为根据流行的观点，抑郁在女性中更为普遍。但正如拉康对于焦虑症所强调的那样，尽管人们更容易将其归因为女性，主要是与强迫症相关的男性的焦虑是在他同名的讨论班[6]中将要讨论的问题。同样地，我们建议将男性强迫性的怯懦作为参考，去考虑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抑郁的两方面之一。
因此，这两种过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于拉康所强调的弗洛伊德提出的两个时刻，一个涉及父亲——在忧郁症中是对“父之名”的排斥——另一个涉及死本能——强迫症的“更加隐晦”的过失，以及他们在欲望面前的怯懦，可以带着抑郁的面具表现出来。
在这里，我们举一个抑郁时刻的例子及其原因，而不过多地预判其结构：
有一位男子失去了与他关系并不融洽的父亲，特别是在生命的末期并不融洽，父亲在临终之际未能得到所期待的援助。这位患者在很久之后仍然深感有罪，然而这份内疚之感是否属于无意识，我们不得而知。
在一次他度假回村的旅途中，遇见了一位久未谋面的友人，这位朋友对他说：“你真恶心。”这让他感到非常不悦，并认为这句话是针对他在父亲去世前的过失。实际上，逻辑链上的连贯性要求我们须将这句话放进整个背景中去理解，也就是说，这位朋友其实在责备他在国内逗留期间没有与他联系。
第三个事件加入到这混杂的情节中：同一天，同一位朋友向他引荐了一位偶然结识的人。然而，这个他只知姓名的人却被另一位中间人委托帮忙寻回他已逝父亲的旧物。但不幸的是，那些看似不值钱却可能让专家感兴趣的物件，却因过于笨重而被他不慎丢弃。这是另一个过失，让人认为他理应受到如大家所说的那样被“处理”；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目光非常令人不安，仿佛是真切的责备，使人不禁怀疑这位朋友是否故意与他相见。
[5]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V, 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 (1957 – 1958), Paris, Le Seuil, 1998, p. 300.[6] J.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 L’angoisse (1962 – 1963), Paris, Le Seuil, 200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失衰变为错误地“被解释”成的侮辱，并构成了过失的转移。可以还原这些片段的陈述逻辑是按照我没有遵循的特定顺序进行的：首先是冒犯的言辞，其次是对父亲物品的请求，最后是父亲去世之前的事件，这个让他真正感到内疚的事件。这个叙述生动地描绘了拉康所称的“过失的病态世界”，但并不能确定故事中所提的主体属于哪种结构，尽管我们对此可以有所猜测。然而，负罪感，作为无意识的感受，被认为是定义神经症的关键。但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弗洛伊德对于“负罪感的无意识感受”这一表述的真正含义，它比看上去更令人迷惑。原则上说，感受本身是有意识的，或许只有激发这种感受的动机才可能涉及无意识，这是为什么它被称为“转移”(Verschiebung)，这一点是拉康一直强调的。的确，抑郁首先是一种情感，然后才是一种医学诊断的状态。但是，这个术语受到了无意识中负罪感的影响，也就是它变成了一种被主体忽略的状态。抑郁如负罪感一样是无意识的，但意义不同：在被主体忽略的疾病的意义上，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它就像是 «无病呻吟» 中托内特的“肺”，被认为是只需简单命名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确实，这个要求对应着过多药物治疗的供给。有趣的是，几乎总是伴随着心理治疗的提供，但是如果说它隐含地辨认出过失的存在。或许我们无法立刻看到在涉及到主体与过失关系的治疗上，它与精神分析相悖，因为涉及到对痛苦的减轻，无论这种痛苦是隐含的还是暴露的，都旨在通过一系列的策略来减轻与痛苦相关联的负罪感的重压。然而，这种减轻，弗洛伊德认为必须采用迂回的方式才能将其获得。拉康对此强调道：
“…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有人自我指控有不良意图就断定他不会有罪。[7]”
请记得这个问题并非今日之事，正如拉康在1950年的言论所证实的那样：
“这些效果，精神分析发现了它们的意义，并勇敢地用在经验中相应的情感——负罪感——加以指称。
没有什么比自弗洛伊德的革命以来，心理学对这个真正无处不在的，曾被忽视的范畴或技术或粗糙，或隐晦或严谨，或公开或偷摸的使用更能展现弗洛伊德革命的重要性——除了某些人怪异的努力试图将其简化为“遗传”或“客观”的形式，带着“行为主义”的实验主义保证，如果剥夺了对在人类事实中意义的理解，这样的努力早已枯竭。[8]”
超越负罪感的，真正的“抑郁”影响出现了，正如开篇所述：
[7] J. Lacan, « Réponse au commentaire de Jean Hyppolite sur la “ Verneiung “ de Freud », dans Écrits, Paris, Le Seuil, 1966, p. 395.[8] J. Lacan, « Introduction théorique aux fonctions de la psychanalyse en criminologie », dans Écrit, Paris, Le Seuil, 1966, p. 129.
“…倾向于将所有抑郁归因于自我与自我理想间的某种摇摆不定，冲突的关系，而非归因于自我理想的范畴。 我们承认，在抑郁范畴中所发生的一切，或者相反，在亢奋范畴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应当从这两者之间公开敌对的角度去看待，无论敌意起于何方，无论是自我的反抗，还是自我理想变得过于严苛。[9] ”这只是一个方面，拉康很快就在“哈姆雷特”中对此进行了修正[10] ，接着在来年的讨论班 «伦理» 中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确实，过失可以产生诸多影响，特别是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理想情况下是压抑。
然而，拉康在讨论班 «焦虑» 中呈现了许多其它情况，不管是否包括压抑，都伴随着抑郁导致的特殊的放弃，即对于过失的承认的退却，也就是对于结构的认知的退却。
毫无疑问，抑制是对哈姆雷特的这种调性最贴切的描述，而哈姆雷特在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使命时的退缩状态，被描述为抑郁，以至于忧郁常常被用来形容他[11] 。相反，我们注意到安提戈涅的亢奋，她对自己认为的责任的不妥协，这一点被拉康所强调，以及俄狄浦斯的亢奋，当他在 «俄狄浦斯在柯罗诺斯» 结尾处跨越那一步时。他在接受自己命运的同时，坚决拒绝与儿子们妥协——他们未能在 «俄狄浦斯王» 结束，当他从盲目中解脱出来时，适当地尊重他。或许“狂热”一词的词源可以解释为何俄狄浦斯在那个时刻被封为神，或许这也是拉康对自杀行为持有奇怪尊重的原因——诚然，我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被缓和，是因为这种行为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并且自杀的成功也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行动的产物。
承担自己的命运实际上是拉康为精神分析师提出的指南：“不向欲望妥协”的另一说法，首先是对于精神分析师自身，在此之后，精神分析师有责任将这种态度传递给分析者。在分析中解读和解释主体的欲望，意味着：让他坚持自己的欲望，不在其中妥协。
在讨论班的结尾，这个层面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不在欲望上妥协”所激发的热情源于对精神分析的乐观态度，而在拉康后续的教学中，他将较少与我们分享这一点。
然而，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抑郁的特殊性：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并非是一种立刻可被视为他所理解的症状——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得以证实，除了提到忧郁症外，他很少使用这个词汇。我们可以感受到，为了能够用精神分析的话语治疗抑郁，需要先进行一种转化，为其赋予一个可通过言语治疗的原因。在这一点上，理论服务于最基本的临床，但仍需重申本文阐述的观点：抑郁应归因于一个过失，一个在主体本应完成的事情前的退缩，而不是他所经受的事件本身的影响。创伤、哀悼只是表面的原因，其意义的获得是依照于主体的特定背景。主流话语所量化的客观标准——比如灾难后采访遇难者的目击者——会根据遇难者的其他坐标立刻被重新评估。
[9] J. Lacan, 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eint, op. cit., p.289-90.[10] J. Lacan, « Le désir et son interprétation », inédit, 1958-1959 (Les Leçons sur Hamlet dans Ornicar ? n°24-28).[11] 当然，弗洛伊德也处理过哈姆雷特这个“个案”。
因此，在火车事故后，有人感到情绪低落，抑郁。当被问及原因时，他想到的不是失去同伴，而是抱怨：人们来询问他，安慰他，却没有人想着送给他一杯咖啡。例子虽极端，但却真实，它说明了所涉及的问题，即与大他者(l’Autre)的关系。大他者具有一种缺陷，拉康用公式“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来表达。正是面临这种否定的不可接受性，抑郁产生了，并引出了被假定存在的大他者的大他者，即终极担保者。抑郁的退缩在于对大他者的大他者的地位的醒悟，同样，在哀悼中，抑郁表明了一种无助的丧失，仿佛消失的那个人也带走了这个大他者的根基，即大他者的大他者。根据拉康早期的表述，这也是将这一功能与弗洛伊德的自恋理论相结合的关键，拉康这一表述部分借自于梅兰妮 .克莱因的观点：对于婴儿来说，对整体，完整的母亲的感知可能会导致抑郁的出现：
“关于母亲，我们被告知，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也就是抑郁位置的阶段，她引入了这种新的完整性元素。[12]”
然而，如何将这种效果和过失的范畴相调和？我们可以猜测这需要一些概念上的转变。跟随所有的步骤会太过冗长，在这里我们只需强调可能会导致整体性缺席的因素以及缺少某个东西的必要性。这个缺陷一旦被重新定义为欲望，就代表了走出抑郁的时刻[13]。强调这个解决了抑郁的悖论，是通过让主体理解他是现实中的行动者，因为任何事情都比成为事件的玩偶要好[14]。因此，从定义上讲，他是有罪的，但是他自己的自责可能是为了欺骗我们，因为关闭了未被认出的错误的性质的讨论，而正是这个未被辨认的错误使他麻痹，他却不知为何。因此，去理解关于过失的本质的错误变得至关重要。就像弗洛伊德在朵拉案例中展现的第一种解释方式一样，拉康在 «治疗的方向» 中也进行了探讨：
[12]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IV, La relation d’objet (1956-1957), Paris, Le Seuil, 1994, p.67. 拉康认为，“抑郁”效应是由于他正评论的事物引起的，即母亲身体的完整性使得孩子进入存在 — 缺失的游戏，但这并不改变主体功能在此刻出现的观点。[13] 对拉康来说，对存在 — 缺失的游戏的掌握代表了摆脱抑郁的时刻。[14] 创伤性神经症所表现的是，痛苦的主体无法将任何责任归于自己，而在绑架案件中的自发性治疗，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则极具价值，它给所经受的事件赋予了一个意义，仿佛是主体自己选择了这一切。
“很早以前，我就强调了黑格尔的这种倒转过程，即美好灵魂对她（朵拉）所指控的现实的位置的倒转。这并不涉及到对现实的适应，而是要向她展示她只是太过于适应，因为她对其构建是有所贡献的。[15]”涉及到抑郁，这个原则显然也适用，但对于哀悼的实在层面，似乎与主体的任何责任无关。由此我们看到那个哀悼的解决经历的奇特的翻转，像方程式的解决一样，哀悼的解决借由主体在大他者的死亡中的安置，仿佛主体参与在了其中。拉康对哈姆雷特的评论奇迹般地展现了对哀悼的承担如何能够帮助哈姆雷特从抑郁状态中得到解脱——面对为妹妹痛哭的雷欧提斯，哈姆雷特把奥菲莉亚的死亡揽在了他身上。 “ (…) 欲望的力量，正如我曾向你们展示的那样，只有从一个外部的视野，从看到一个真正的哀悼中才能恢复，哈姆雷特展开了对这个哀悼的竞争，也就是雷欧提斯的哀悼，对其妹妹，也就是对哈姆雷特爱的客体，并因欲望的匮乏他突然与之分离。[16]”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拉康从中得出他的部分客体，a，的“部分”，或者是他之后以“异化——分离”之名所描述之物，借由被大他者捕捉的这部分构成的主体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当谈及抑郁时，总是涉及到这个部分客体。在弗洛伊德那里，它（部分客体）总是首先以落在自我之上的阴影的客体形式存在，这个阴影吞噬着自我，在忧郁中是完全吞噬，在强迫症中，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部分吞噬。接下来的讨论集中在过失的本质上，即部分覆盖或整体覆盖之间的差异。这个客体，也就是阴影，必须消极性地被考虑，对这个消极性负有责任的自我因此是有过失的，但由于过失、污点源自于外部，如果这种遮蔽是部分的，那么主体将很难真正使其变成自己的。在忧郁症中，完全的“遮蔽”反而允许了直接的同化，主体可以将自己视为大他者来自责。换句话说，抑郁和忧郁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如同弗洛伊德对卡尔. 亚伯拉罕所说，机制并不相同。这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哀悼理论附加的意义：“超越弗洛伊德的做法，并在他质询的线索中，更好地阐明哀悼意味着什么。[17]”相应地，他对亚伯拉罕的批评也停留在他只看到了数量上的差异。
身体是这个过失的表象所在，需要将其恢复到所在的象征秩序中的位置。但拉康在«焦虑» 中做了真正的转变，因为不得不回应对他忽视情感的指责。他比弗洛伊德更清楚地区分了神经症—精神病之间的差别，并通过对哈姆雷特在墓地场景中哀悼效果的评论，将哀悼的承担作为分析过程最后本身应该产生的模式。
[15] J. Lacan, « La direction de la cure », dans Écrits, Paris, Le Seuil, 1966, p. 596.[16] J. Lacan, L’angoisse, op. cit., p.383-388.[17] 还是在«焦虑» 讨论班的末尾。
在对向死而在的领会中，哀悼的“工作”，至少在理想情况下，应该会矛盾地使主体摆脱抑郁状态，前提是要在那里确定出口，也就是拉康不停强调的结论的时刻。与弗洛伊德不同，这不再涉及一系列以客体构成要素的吸收为结果的回忆，而是一种突然的理解，一种中断，伴随着主体对其欲望的位置的改变。这种效果在拉康的论述中有许多形式，其中之一，就是幻想的穿越。因此，当身体形象占据着过失时，过失就会戴上抑郁的面具。而分析的话语可以将过失置于它应在的位置，从而从中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