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的方向及一种间接的自分析者向分析家的传递，非-传递
一 雅克 莫斯科维奇 只要一个精神分析家说话，他就是在自己对自己说 只要精神分析的实践者在公开场合或在进行的治 […]
只要精神分析的实践者在公开场合或在进行的治疗中发言，只要一个精神分析家说话，他就在自己对自己说（dés qu’un psychanalyste dit, il se dit），（大写的）他就在自己对自己说（Il se dit）。特别是在分析室中的治疗，他对分析者说的时候，在做干预的时刻，并且，甚至是在公开场合他对其他人说的时候，他也在对自己说。这涉及到的是他作为言在（être parlant）的分裂（division）。做分析，完成了分析，这让他来到了“被精神分析了”的位置，至少这个位置是我们对精神分析从业者的期望。这便是这个表面上微不足道的断言所表明的，“当一个分析家说话的时候，他对别人说着他自己”。这意味着，精神分析不仅是一种实践，而且是对自身的询问：精神分析是什么，会成为什么，它的可传递性如何，为什么会成为可能，以及，我们将弗洛伊德在“治疗的方向”这个领域中所做的发现传递下去的条件是什么？
事实上，因为有无意识这个事实，才有了“精神分析”。这正如这样一个例子：一个7岁的男孩给他的毛毛熊取名为“西蒙”（Simon），这个名字恰好是他死去的哥哥的名字。这个哥哥在他还未出生前就死在了纳粹集中营中，而这个玩具熊的名字正好就是哥哥的名字。“西蒙”作为一个能指就这样掉了下来。而他的父母曾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他们这后一个孩子不会以任何方式知道这个名字。而他的毛毛熊就叫“西蒙”。“西蒙”被一个7岁的孩子发现了，因为他在一个句子中听到了这个音素，他从他周围的人，特别是他的父辈身上察觉到了这个音素的回响。它是这样被听到的：“si-mon père venait”（如果我父亲来的话），“si-mon arbre de Noël n’était pas là”（如果我的圣诞树当时不在）。这里，一个与缺席有关、与否定有关的能指（simon）被听到。[…… ]
传递的开启意味着精神分析的实践。正如实践对我们所得出的问题。这就是被称之为（或不被称之为）的“传递”。这就是我们治疗方向的出发点。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间接传递的问题，它要求我们移至一旁，这为了得出这样的问题：精神分析是如何运作的，精神分析家的欲望——拉康把它叫做“谜”的这个（X）——是如何开始的，它又是如何延续的？在治疗的工作和它的方向中，在分析家这方面，如何才能时不时地对这种欲望产生一些清晰的认识呢？[……] 因为它揭示出的是一种知的欠缺，这种欠缺存在于从业者之间，并在治疗过程本身中更是变得尤其严重。[…… ]
这里出现了某个东西，它不服从于有序的知识，它有时会引起精神分析家之间关于一些问题的分歧：分析家的培养、继承、对分析辞说的传承。这里的这句“一个分析家说话的时候，他在自言自语”（un analyste se dit quand il dit），加上这个出问题的“se”（反身代词：“自”）证明了分析过程中固有的一种间接传递。[…… ]“间接”，意味着不存在精神分析的直接传递，便正是如此，治疗的方向传唤着它的实践者。因此，“se dit”（自言自语）的 “se”（自）需要在治疗之外，由其他的精神分析家所注意到。由此，一旦一个分析家在治疗的地点，他便发现到——他因为与他的伙伴相遇或者是不相遇而被澄清和被指出——“se”。
正是这样才会使用这两个术语：“后退的传递”和“渐进的传递”。因为这说的正是对分析者的倾听：之前是如何的，以及之后又是如何的；在遵循了治疗的方向而做出了选择之后，还需要知道，返回到之前的、基于伦理的立场所采取的决定，这个决定让我们不断地在之后面临它的效果。总的说来，这种后退的传递给予了治疗某个特征，而渐进的传递为机构赋予了某种特征。[……]
弗洛伊德范畴下的谜团，在这里，将从关于欲望的知识的陈述开始，这一陈述最终将说出——这个“说出”是一个徒劳的但不可避免的尝试——为什么分析者成为了分析家。很明显，这是关于“通过”的问题。事实上，每个人都与“通过”，与“投递处”有本质性的关系，因为每个人都置身在政治、社会、历史现实之中，并且置身在弗洛伊德所发现的“精神分析的现实”中。[……]“通过”被执行，它类似一个反思性的图示一样，经常性地，在各地来的精神分析家之间的相遇中被采纳。“通过”作为一个地点，得以让问题以一种最为细致的方式被出。由于有这个地点，结构性的点得以产生作用。这个结构性的点是“通过者”所在的、特殊分裂（division）的点：当一个分析者成为分析家的时候，这里出的是，对他与他自己的分析家所做的，关于他治疗的方向的拷问。
在“通过”过程中的这种分裂（division），使我们不得不在每一次都要创造出三个特殊的地点。一边是“渡者”（passeurs），另一边是“陪审团”（jury），这样，就有了分裂成两地的辞说（le discours）。并且，还要再加一个：“通过者”（passant），及他分析的辞说（le discours analytique）。因此，在一边，是渡者的，或癔症或分析者的辞说——“癔症”，因为他的辞说理想化地将一个大他者放置在了他所说内容冒起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在第三方的位置上，占据着主人辞说（le discours du maître）的位置，这个位置，在障碍或者是屏障意义上，而通过者正是在向它诉说，但是经由两个渡者作为媒介，从而让陪审团主人的位置被废除了。[……]
知的行为有两个方面：知的缺失和对知的负担。知（道）的缺失。在分析行为有效的方向上，分析的经验要求分析家在实践中认识到这种知的缺乏。拉康将其指定为“文本知识”（savoir textuel）。它是分析者在治疗中所阐述的“知”，也就是分析者所说的，属于他的文本，分析者的文本；这个文本教导着处于实践中的分析家。从分析家开始听他的分析者诉说的那一刻起，分析家就知道，分析者所说的和他自己作为分析家所听到的有着差距。与此同时，拉康说有一种知（识）的负担，这是作为参照系的知识。确实是这样，也就是说，去参照拉康、弗洛伊德和其他一些人所说的知识。知识需要被遗忘，即便它是在进行治疗的时候获得的。不论是临床还是理论知识，在这一点上都一样。
这是因为，这里不再有临床和理论的区别，而是临床和实践的区别，实践被假设为类似于“在那里发生了什么”，这也就是临床，但这种假设说的是将它们做了区分的实在。这种差距，通过分析家欲望的神秘性，被区分出来，它区分出实践和临床。临床作为某种分析的知识，它是在至少一段时间内一些个精神分析家所共有的，而这种实践和临床之间的区别是精神分析伦理的一部分。
因此，分析家与他的行动（action）的这个关系中，存在一种分析的辞说（discours analytique）所固有的主观立场。在这个辞说中，分析家涉入其中。而谈“分析的辞说”和”治疗的方向”，谈的是针对享乐（la jouissance）的弗洛伊德式的切口（coupure），也就是说，是对“力比多”（la libido），对“冲动的驱力”（Drang de la pulsion），对弗洛伊德式的“冲动”（Trieb）有关的东西的切口。这意味着，不管是在分析者那里还是在分析家那里都有一个行为（acte），但他，分析家，由于精神分析家的欲望这一事实，有一天必须对此说些什么。正是这种欲望，是治疗过程中很重要的推动力，为传递的欲望打上了印记。
对于分析的行动及其方向，我们现在得出了第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与切口有关，它表述为：传递和（或）享乐，一个离不开另一个；因为对某个东西的知——这个东西既与“知”（savoir）衔接又与“不-知”（non-savoir）衔接，这两者在“谜”（énigme）的这个层面上结合起来——和（或）知一起，抵达了享乐。而且，从那时起，这个方向本身就意味着对它自身的传递。这一时刻本身，是缺失的知被“谁知”（« qui sait »）的知所标示出，这就叫做“无-意识（in-con-scient）”。带着知的无-知。这正是“无-意识 in-con-scient”这个词的定义。[……]
自精神分析开始以来，治疗方向传递着“知”，但这种传递在两种关系模式之间摇摆：一种，是以一种有序陈述的形式呈现—— 在精神分析学派中经营 —— 经过了被压抑（refoulé）和压抑（refoulement）。这样的传递事实上属于对知识整理的范畴，也就是在 ipso facto（拉丁文：自动地，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或解释）的意义上，从共同的老师那里，从一个学生到另一个更年轻的学生之间的转译。然而还存在着另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更多地是在创造的范畴，它要求去承担因为分析家的欲望这个事实而带来的风险。这意味着，分析家这个主体，将被或多或少地由他自己所再认了的、被证实了的欲望所驱动（causé）。以至于，在摇摆中，这个欲望揭示出是其自身的原因（cause），是自身的“原因-客体”（objet-cause），它存在于对老师的依赖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去践行一个治疗，就像拉康所说的，更多的是去引领分析家的欲望，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反-转移”这个词。因为这里的这个“欲望”（désir），指的是弗洛伊德在一种彻底地不向任何东西屈服之中，从此欲望出发，去欲望。这不是弗洛伊德之物的起源，而仅仅是一个开始。是从那里，弗洛伊德开始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去欲望，并且想要传递、书写著作、进行他的治疗。
这就回到了“分析家的这个欲望如何开始”这点上。我们每个人，带着自己的风格，都身处其中。对弗洛伊德自己来说，发生了这个后退式的传递，也跟我们每个人一样都“回到了弗洛伊德”。[……]
这里涉及的是“之前”，在这之前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才假设在治疗中有一个“过去的点”或者一个“预-过去的点”。我们从“分析家的欲望引领治疗”这个事实出发，这发生在分析者的那一方。[……] 这个分析者，会假设——“假设”，是他知的模式，而他的这个知会越来越详细——他的分析家不预设这个道路。他假定他的分析家不再被假设知道“他的道路”的位置上。他的分析家还是被假设知道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不再被假设知道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道路了。而在分析家这一方，他是一个伴随这个问题——他的分析者的问题——的见证人：这是如何发生的？发生的是一个怎样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分析者从这时候开始来到一个叫做“分析家的精神分析”的范畴中。这个走向分析家的道路正是治疗的方向的维度。
现在谈到“传递”这个引导实践中的重要一环。精神分析家的欲望是一个神秘结构的这一事实——可说是它造成了在实践，临床和伦理之间的距离——因此，这个分析家对自己的分析者进行督导分析是可能的；因为，这个欲望也存于刚刚成为分析家的这个分析者的这一方。在这个时候，一个转移中欺骗的维度会发生掉落。在他的第十一个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拉康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怎样地具有一个“分析家的自身的发觉”。而我要说，他发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自己的这个欲望变成了他所是的人。也就是说，发觉这个相当于客体的（X），这个“欲望的原因”，当然是在力比多——“来自于空的力比多 ”——的范畴被抓捕。回到第十一个讨论版，拉康往前进一步做此结论：“我爱你（分析者会说），但因为有某种不可解释的原因，我爱你身上的某个东西多过爱你”，这将是在他成为分析家并在他分析的结束的那个时刻的陈述。这个陈述停留在“多过你的……，客体小（a），我肢解你”。这不就是“当分析家说的时候，它在自语”？[……] 然而这个客体（X），参与着根本幻想的穿越。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冲动的经验。这个冲动（Trieb），说的是力比多从空的地方来，在治疗中的分析者那里，于分析家面前所进行的对这个冲动的升华，它本身就属于精神分析家的欲望。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治疗中“通过”的这个点，当分析者成为分析家的时候他还在分析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个对他来说越来越明确的假设。在他自己分析家那里发生的，现在也来到了他自己这里。在分析家那里的这个事情也将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他这里。分析者在面对分析家时发现这个越来越明确的假设。他的分析家也有可能有过这样的假设，也就是说，这个“主体性”的假设，在他自己的分析家那里也有过同样的假设，以此类推到弗洛伊德。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很快就追溯到了弗洛伊德，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追溯起来也能要更远一点。[……] 在我看来，为了知晓如何去引领一个治疗的传递，不仅仅是做一个分析，或是当分析家，而是如何成为分析家以及如何欲望着持续地成为分析家。面对我们所需的这个欲望的不服从，我们是怎么去掌握那些关于它的知识的呢？这不是一种翻译而是一种建构，基于文本、作品、工作，以及在它自身的分析知识上的创造。这些重要的理论-伦理，让我们每个人保持着独特性，以至于当我们置身其中创造或者挥洒时，至少是在某个时刻，面临着危险。
自从弗洛伊德开启了欲望，也就开启了在时间中朝向起始地点的逆向传递。在这里，我们是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也许，也是在这一刻，我们合法化地作为了弗洛伊德派。在这个后退的时间中，在分析家之间的逆向的传递中，是否存在一个暂时的共同体呢，在这个共同体中发生辞说的置换，以至于在某一时刻，分析者的辞说通向了分析家的辞说？之前以及在那里占据了某种渡者、见证者、问题的陪伴者的位置的分析家，即，一个自他分析者的位置上成为分析家的位置的人在那里，这个已经在那里的分析家从他的位置上被取消了假设，来到了被指定为“渡者”的功能中；而这后者本该是在躺椅上的这位，现在却成为了分析家并由自己来承担这个渡者的功能。是的，“通过”的操作是临床的，自此开始它就在治疗的方向中在场。
回到我们的问题，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分析者身上出现了精神分析家的欲望，这两个带着它们各自不同，空的色彩的力比多是如何走在一起的呢？事实上，这里有些东西不再成立了。两个空的合并无法得出一个满！它也许还会是一无所有。而这个谜一样的东西，这个不服从，以及这个可能不是空的色彩的能诉，这个力比多，那里的能诉不存在。不存在一个能够知晓分析家的欲望之谜的能诉。[……] 它是否属于原初的、母性的、丢失/再找到、永远不会真正再找到、有可能找到也只是重新-找到，这样的客体…….它永远不是最开始的那一个，仅仅只能是丢掉了再重新找回的吗？让我们再迈进一步，询问弗洛伊德与女性的关系，这在治疗的方向中是必须的。
自从弗洛伊德也进行了这个后退式的传递，他也将经历这个原初丧失的维度。而我们敢说，这可能将是女性的。作为证据，我们有他告诉我们并直到现在也没有过时的那些年轻的维也纳的女人们：依玛（Irma），作为学科创始人的那些癔症女患者们，1923 年，杜拉个案笔记中写到的关于她的女性同性恋，1932 年，关于“女性性”的文章，以及在《精神分析演讲》的第 32 课中围绕“焦虑和冲动”所讲的内容。弗洛伊德通过重新审视他的概念，由他自己回到了弗洛伊德，进行了某种传递。他考虑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即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另一种理解。也就是说，实践和治疗的方向是传递，并指明着反方向。让我们把它提出来，一开始的地方，是在其自身的神秘性中“女性”的这一点上，这将在某种程度上给这种神秘的力比多染上空的色彩。
不管对男人还是女人来说，女性都是一个彻底的相异者，对此，神经症，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总是站在拒绝的一方，去拒绝这个一旦在女性的一方便是在空的一个点上，这个地方被假设有力比多。而这里便是分析家欲望的色调吗？弗洛伊德那里的分析家的欲望和女性，是我们的治疗的方向中所固有的问题之一。事实上，在俄狄浦斯关系中，在石祖，母亲和孩子之间，如果父亲的功能置身事外，那么女性就不会出现在那里。也就是说，这个“相异者”不会出现在那里。因为，它在莫比乌斯带的另一边。如果要找到它，我们就要在纸带刚好反面的另一边找到它，“女性”这一点恰好在反面对应着“父亲”这个点。它在单边的莫比乌斯带的另一边上，因此仍然还是在这个世界之中，只不过，这个作为“相异者”的女性带我们走出俄狄浦斯的宗教。那么，现在我们受制于倆个弗洛伊德之谜，一个“什么是一个父亲”，另一个“被 La 限定的女人要什么？”，这样的两个问题，一个无法解答另一个，但是一个却补充着另一个，这个两个问题互为补充。从这个弗洛伊德之谜出发，在这两者之间的，正是分析家的欲望，而每个引领他们的治疗的实践者都受制于它，就像自弗洛伊德以来的那样，以一种后退的方式，因为这个实践是在他的脑袋中出现的，出现在他的“球”一样的封闭之中。
我们可以说拉康在他 1938 年的文章《家庭情结》（« Les Complexes familiaux »）中没有谈到女性的问题，但他到了梅兰妮.克莱因的著作中隐含的，母亲作为支撑者的这一问题，到了兄弟的问题，以及镜像阶段。而关于父亲，他召唤着弗洛伊德，这个来自维也纳，来自“袭亚伯拉罕的文化”的男人。事实上，在这里，治疗的方向开启了一个实践的基底，l’Einverleibung，“并入”（l’Incorporation）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在《集体心理学和自我》（1922）（« Psychologie des masses et Analyse du Moi » (1922)）的第七章所讲到的，这是对大写的父亲的原初认同，对这个因符号性的谋杀而死去的父亲的认同，这一点关联着弗洛伊德在 1938 年所写的另一篇文章——这一年也是拉康写《家庭情结》的那一年——《摩西与一神教》（« L’homme Moïse et la religion monothéiste »）。能感觉到这里关联着作为精神分析的基础的精神分析家的欲望。就让我们以渐进的传递来结束这一话题吧，这个传递是一个制作我们治疗方向的地点，它是朝向将来的传递，在一个为了分析家而成立，但不是简简单单的机构中的传递。
在机构这个空间中，它考虑到的是，这是一个不屈从于知识的地点，它考虑到分析家的欲望的神秘性，它了解这个存在于“通过”中的“去-存在”的维度，它听到“当分析家说，是在对自己说”的回声：一个« je de-suis »，如果这个“去-存在”的维度能在无论谁的球中发生组合，那么它就能够作为一个精神分析的组织提供给精神分析家。
这里有一种即使是威胁到治疗，使得治疗去亲密化（des-intimiser），也迫切要说（dire）的必要。说这个“不可能”。然而这又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个谜的结构恰是从这个赤裸裸的“不可能”中产生。而这并不意味着公开谈论病人是行得通的。不。但是，这个向他者去说的迫切需要是精神分析运动史的一部分。当某个人处于这个通过的时刻，某个东西便来到了这个参与精神分析运动的点上。这里，历史和结构就嵌套在了一起。而这个通过者，在他自身的迫切需要之中，是他主动地去意识到他与这个弗洛伊德的冲动（Trieb）的相遇。这就需要最起码的一个机构，一个为了这个通过者的机构，为了某个通过者，某个晚上，一些人聚集在一起，两个渡者，一些评委。
我们所称之为的“通过制度的失败”是说机构拒绝接纳通过制度，是在机构这里为它留有一席之地的失败，而不是说通过制度接纳机构的失败。我们当然希望，一些人在行了“通过”之后足以让传递的问题得到推广，让精神分析在每个人那里都在引领自己治疗的模式的情况下继续下去。“通过”后没有任何的头衔。没有对任何人或是任何团体的提名。只有在预备通过的时刻有过一个提名，这个提名，提供条件去了解一个分析者是如何去见证他与他的分析家的欲望相遇的点。通过，事实上不是陈述他自己的分析，他的幻想或者梦，而是为这个精神分析家的共同体提供某个新的能指，让共同体中的每个人在他自己的实践中受到刺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构，它为分析家能够去诉说这个相遇，为这个相遇的条件供一个设置。而且，应该强调的是，渐进的传递也是通过机构的活动推进的：大会、卡特尔、临床小组，以及各种间接传递的发生，特别是通过。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为了分析家的机构。[……]
渐进的传递提出了做好预备的必要性，这是为了承认“通过”是位于机构中的一个不服从的点。一旦设置了这个点，这就不再是一个跟其他机构一样的机构了。这就是说，“通过”向机构出问题，出关于它是什么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就让这个机构处于危机之中。
但更多时候，机构更多地是创新的产物。[……]
如果精神分析家的欲望之谜（这一杠）不再受到尊重，即便是结构让它抵制着被消除，那也将会是机构的同质化取得胜利。弗洛伊德已经在1932年说到了这一点，当时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而现在，精神分析家们参与到“广大的市场”中，关于这一点，拉康通过一个词提到过：精神分析进入“文化商贸”。
不是分析家的人用精神分析在市场上做生意是一回事，而分析家自己到市场中/上去，这是一个问题，甚至需要拉响警报。我们不要忘了往上回溯至弗洛伊德，就像这里所提出的，是一个再找回 ——否则如何做呢？——1939-45 这个时期。面对发生的事情充满惊骇，拉康通过这个新的诡辩论来总结：
-“一个人知道什么不是一个人”，
-“人们相互之间来到在一起是为了当人”，
-“我表明自己是一个人，因为害怕被人们说服不去当一个人”。
今天，我们需要在根本上提出这样的事实，传递，是“传递或者是享乐，一个离不开另一个”。为了让享乐不会进一步的抹去无意识的主体，面对世界的喧闹，它的结构需要不断地被重新阐明，因为我们引领我们的治疗的方式这个事实，因为做了个人分析以及知道了要将它继续下去这个事实。
